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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如何带领中国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1】

2019-07-09 08:04:07 山东科大集团 阅读

近年来围绕中国三农道路问题,学界、知识界和民间展开了热烈讨论,浙江有18位农村基层干部发出走集体化道路的倡议,胡靖、吕新雨等学者也联署发表文章,论证集体化优越性,指出合作化、集体化是解决中国三农危机的正确的道路。


在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的探索。当此之际,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当年毛主席带领亿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实践。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现实,继往开来。

 

这一实践,包含了丰富的思想理论、实践经验,具体的方式方法和复杂的历史背景、矛盾斗争、发展历程,是一笔丰厚的财富,绝不是仅笔者一篇小文就能道出其万一的。在此笔者以有限的学养,联系自己的体会,谈一点粗浅认识。


本文分为以下九个部分:共分三次发完


一、探寻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

二、重回马列主义的要义

三、全力培育农村合作社的嫩芽

四、合作社运动中的分歧和明辨

五、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曲折推进

六、及时纠正合作化运动的偏差

七、50-70年代两种路线的斗争

八、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实践  

九、为人民光辉未来的深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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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寻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


毛主席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目睹旧中国的黑暗,立志要救国救民,开创一条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路。对于农民苦难的深切体验和自觉担当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毛主席很早就求索造成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所在。


早在1945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作的《组织起来》的报告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化。


在这里毛主席鲜明指出了造成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就是分散单干的小农经济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生产关系,而唯有革除这种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把农民从分散单干的状态团结组织起来,从事集体生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成为社会的主人。


可见毛主席对造成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看得深、看得准、看得透。这就是为什么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学派在当时进行了诸多改良实验,但终究不能解决农村的实际问题,呈现出“乡建运动农民不动”的现象,完全是由于对于农民苦难的根源挖得不深、抓得不准,看得不透,所采取的举措也者是治标不治之策,因此既起不到多少效果,也不会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欢迎。后来梁漱溟经历了自己改良实验的失败,又看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对毛主席的论断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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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几十年后,曾经沉寂一时的乡建学派又重新回潮,对当年的“毛梁之争”提出质疑,其实问题的本质还在于毛梁两人对农民苦难命运根源的认识上有分歧。当今三农困境本质上是由于生产关系造成了对农民的结构性压迫剥削体制,但乡建派还是无视这一本质,希望通过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改善农民处境


只有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根源,才从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提出彻底的解决之道,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劳而无功,说轻了是犯主观主义错误,说重了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对于今天的三农问题,我们要向毛主席那样,直面对待,洞悉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而不是浮在表面上,浅尝辄止,这既非科学方法,也非追求真理的态度。


可喜的是,在当今三农研究领域,继主流派、小农派后,阶级分析派强势崛起,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揭示了主流派、小农派的谬误和虚伪,对主流派亲资本反农民的本质和小农派主观保守倾向给予了批驳,发出了真理的声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强大力量,从而也帮助人们找到当今三农问题的症节所在,那就是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改造而引起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造成农民的半产化、无产化。


因此说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毛主席当年之所以带领亿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其前提和基础就是找到了造成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这样就抓住关键,对症下药,提出和实践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路线。无疑对我们今天面临的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重回马列主义的要义


如前所述,毛主席找到找到了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所在,那么用什么使农民脱离苦难,创造幸福的前景呢? 毛主席讲得很清楚,那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化。显然毛主席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典范,而且是真学、真信,遇到问题,就自觉地向马列主义求教,而不是像毛主席批评的那些人那样,“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答案,而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比如当年搞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某些理论权威就不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揭示的小农经济由于其落后性必然被资本主义消灭的论断,而是主观唯心地将小农经济包装成具有所谓的特殊性、合理性、坚韧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造势。


三十多年的事实无情击碎了这些权威人士的谎言,这也是他们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要落得的下场。然而,这种遇到问题,不找马列主义,而找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今那些号称社会主义信徒那里仍然相当普遍,最明显地莫过于此次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使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经济发展放缓的严重问题,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是从马列主义原理分析研究经济危机的本质根源,而从采取正确对策,而是仍然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学那一套,说什么“工具箱”里工具还很多,如此发展下去,只会像马克思所揭示的,所谓的“工具”不过是将经济危机不断积累问题、扩大态势,拖延集中爆发的时间而已。

 

这也就说明,只有真学真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才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否则,假学假信,半学半信,必定不是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迟早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全力培育农村合作社的嫩芽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时任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对农村中自发的劳动互助活动给予了热情关注和热烈倡导。毛主席在1933写成的《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详细介绍了农民互助合作情况。毛主席指出,在“耕者有其田”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平等互助合作精神,蕴含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本质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向。


客观历史也表明,在农村中出现的生产互助合作趋势,来源于劳动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首创实践,并非毛主席本人主观任意的创造发明,但是毛主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翻身农民这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萌芽,及时敏锐地发现,予以高度重视,热情肯定和鼓励,科学地加以引导、提高,热烈地倡导推广。如耿长锁合作社,在抗战时期就被誉为“开放在冀中的社会主义之花”,耿长锁本人被毛主席誉为“群众信任的领袖人物”。


还有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互助组”,被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1955年毛主席又对介绍李顺达合作社的通讯《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亲笔写了按语,对西沟办社成绩和经济给予肯定和称赞。在广大农民群众首创推动和毛主席精心培育引导下,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产生了被毛主席赞誉的河北遵化西铺村王国藩穷棒子合作社,就是1952年王国藩带领23户贫、三条牛腿创办的。


到1953年底,全国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总数已达5千万户,占全国农村农户总数的50%以上。实践证明,在同等条件下,互助组、合作社比单干户增产10—20%,表明集体生产明显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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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指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毛主席亲自主持编撰了宣传教育资料《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丛书,即后来定名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毛主席整理和编辑了全国各地基层农村合作化材料,选编了典型实践资料176篇,并亲自撰写“序言”,还为其中的104篇撰写了按语(共有4万多字),此书的编撰,极大提高和鼓舞了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觉悟和热情,有力地推动、提高和规范了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了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殚精竭虑,付出了极大心血,他是那么热切爱护着社会主义嫩芽,又是那么热心地一步一步将幼苗培育成参天大树。

 

毛主席积极在农村培养和推广社会主义因素,失去农村劳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村互助合作组织,探索了一支从私有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因素敏锐地察觉、对社会主义萌芽精心的培育相对立,某些人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号召“一部分人先富”,公开鼓惑资本主义陈腐观念死灰复燃,同时又将小岗村这样的落后典型大加赞扬,树为榜样,一刀切在全国推行,公然培育富农资本主义萌芽,人为造成农村两极分化并鼓励不断扩大,断送了亿万农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前途,造成如今严重的三农问题。


和毛主席与广大劳动农民的心心相印、对社会主义的孜孜以求相对,某些人不也是对与极少数先富者心心相印,对资本主义孜孜以求,处心积虑地扭转了历史发展车轮,将亿万农民推向悲惨的境地。因此说,立场决定一切,对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共产党人来讲,毛主席眼睛里看到的并至为爱护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萌芽,而对于死不悔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来说,眼睛里看到的和至为关注的地必然是资本主义因素、复辟资本主义的萌芽。


时至今日,我们不是同样看得如此分明吗?眼看小农经济的路走不下去了,广大农民群众和正直的学者都在热切呼唤,中国农村必须回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小岗村重新走向了集体道路就是最好的证明!


毛主席指出的,“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难道说既可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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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社运动中的分歧和明辨


在合作化运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毛主席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辩证分析事物发展本质规律,排除干扰,明辨是非,促进了合作化运动健康稳步向前推进。


1.先有合作化还是先有机械化?


毛主席结合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历史过程,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从而有力批驳了刘少奇的观点,刘少奇认为用合作化、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增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械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实践证明,毛主席破除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苏联模式,开辟了以农业合作化促进农业机械化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新路。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总设计师又提出了所谓的“二次飞跃”论,其根本点也是认为集体化搞早了,要先搞一段时间小农经济,等生产力发展后,重新实行集体化,也即搞分田单干是第一次飞跃,重新集体化是第二次飞跃。不难看出,总设计师的“二次飞跃”论与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论如出一辙、一脉相承,然而现实中最后结果如何,谁是谁非,历史的发展早已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2.发挥农民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还是个体单干少数先富积极性?


毛主席客观分析了作为小生产的农民,具有个体经济、互助合作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反映了农民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的方面,表现出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方面,表现出农民个体积极性,有自发资本主义趋向。虽然农民本身具有这两种互相矛盾积极性,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占大多数的贫、下中农的本质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向


因此毛主席对种积极性热情的培育和鼓励,循循善诱,细心引导,采取积极而又谨慎的、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形式,把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积极轨道上来,从而克服地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努力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就与当时刘少奇只看到土改后个体农民发家致富积极性,并鼓励赞赏这种积极性的态度完全不同。后来总设计师也有样学样,利用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民这种分田单干各顾各的积极性,采取以偏盖全的方式,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集体化,实行分田单干,在农村恢复小农经济,还对外宣称是发挥了农民积极性,手段不可谓不拙劣,当时虽然迷惑了一部分人,现在当然就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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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


3.尊重农民意愿与教育农民的关系


如前所述,由于农民本身的两重性,决定了农民既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然而党不去加以引导,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自发趋势必然只能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少数人得利,多数人痛苦,不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因此是应该避免的、反对的。


党的任务就是带领人农民克服自身固有的局限性、落后性,提高思想觉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毛主席并非单纯地片面强调所谓的“尊重农民意愿”,而是将党的教育引导与尊重农民意愿结合起来,毛主席一再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根据农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切身经验进行社会主义和合作化教育,使他们懂得“单干是没有前途的”,会使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富民、商业资本家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针对干部中间存在的短视、片面观点,毛主席指出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要相信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本质和主流。


但是毛主席逝世后,总设计师上台,抓住小岗村这一落后典型大做文章,以所谓尊重农民意愿为由,在全国一刀切搞分田单干,恢复小农经济,断送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相比毛主席站在大多数农民立场,自觉担当,勇于承担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崇高精神风范,二者之间的境界辨若云泥。今天的现实无情地证明,毛主席的警告已经和正在变成现实,资本下乡,土地流转,正在使农民“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下一步他们无疑将成为富农、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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